乾隆是不是不敢动和珅？

　　和坤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tanguan ，为什么乾隆不把他动他呢？他有什么用处呢？和坤是个tongxinglian 的谣言是真的吗？今天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这些谜团吧。

乾隆是不是不敢动和珅？

　　乾隆爷为何不抓和珅？揭秘和珅的六大用处

　　去过北京恭王府的同学们都应该清楚和珅家的宅子到底有多大了，除了紫禁城也就是和珅家最气派了。众所周知我们的和大人从一个马前卒扛大旗的摇身一变成了朝廷的中堂大人，这不光有溜须拍马的功夫，毕竟乾隆爷又不好糊弄，伺候不好还得掉脑袋，所以没个两三下子很难在皇帝身边待下去。

　　乾隆爷为何不抓和�，很多人就纳闷了，说这乾隆皇帝也是个明君啊，在位期间zhengzhi 清明，又能肃清雍正皇帝留下的弊端，为什么不把和珅顺带着办了呢？乾隆爷当然知道和珅是个tanguan ，而且还重用他，这是为什么呢？

　　1.在封建社会皇朝年代，一个朝廷的安定需要各势力的斗争。康熙皇帝有明珠和索额图两大党派，雍正皇帝更是从八王夺嫡中当得皇帝，党争从未停止过。但是如果合理的利用党争就可以稳固皇权。乾隆帝是康熙皇帝一手带大，又目睹了父亲雍正皇帝经历的八王夺嫡，对于党争这件事情他再清楚不过了。乾隆帝将个势力派系玩弄于鼓掌，恩为并举。另外和珅虽有贪欲，但是他并没有取而代之的危险，不足以威胁到皇权，而且对主子是十分忠心的。既然如此，乾隆皇帝可以大胆用和珅。

　　2.很多人认为和珅是粗人一个，泥腿子出身。这可就大错特错了，和珅有着很强的业务能力，精通各种语言，包括回族，藏族，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汉族等语言，是一部人肉翻译机。加上和珅的书法也写得好，文学功底很强，还很心细，所以很多大事在和珅的处理下变得井井有条。有了和大人，乾隆爷少操了不少心。对于这样不用喝鸡汤还死命干活的员工，哪个领导不喜欢。

　　3.乾隆爷有个好爸爸，雍正这辈子省吃俭用，可以被称作是千古首座抠儿帝。在位十三年，恨不得有个煤球都得捡回皇宫的主儿给儿子攒下了一大笔钱。乾隆帝接受老爸的盘可谓是人生赢家，要知道康熙留给雍正的可是一片饥荒。手里拿着这么多的遗产乾隆爷开始造园子，买游轮下江南，这方方面面的钱可都是由和珅打点的。乾隆帝揣着明白装糊涂，心里想着：你贪呗，我就当存银行了，哪天日子过不下去了我把你家抄了取出来，不还是我的吗？

　　4.和大人能爬到皇上边上也说明人家有本事，多少人拍错了皇帝掉了头？因为和大人头脑灵活，做事很让乾隆高兴。和珅到来之前，大清帝国已经外强中干，快被乾隆败光了。这时来了个和珅这个理财小能手，不得不说，和大人应该是银行会计行业的祖师爷，是标杆。在和珅的打理下，整个国库和内务府井井有条，亏空没了，反到赢利了。乾隆四下江南和珅都没赶上趟儿，第五次第六次和珅就发动当地大款接驾，不动国库一分钱，还把皇帝伺候的舒舒服服。和大人也因此位极人臣。这么能拉赞助的员工，哪个公司老板不想要？

　　5.把和大人交给儿子立威。乾隆老爷子退休了以后权利并没有移交给儿子，作为太上皇他依然握着实权不肯撒手。因为乾隆也着急,你说这小儿子上来以后这帮老臣不听他的怎么办？给我儿子打马虎眼偷工减料？所以这时候和大人就倒了大霉了。《老炮》里六爷有句话说得好：这人有顺的时候也有不顺的时候。而和大人就顺到了头。也因此，乾隆示意儿子嘉庆：在我活着的时候不要动他，在我寿终天年的时候，你要处置和珅，不杀没人怕你。而且和大人腰缠万贯，肥的流油，估计每天上朝的时候在嘉庆皇帝眼里，和珅就是一个塞得满满都是硬币的小猪存钱罐，让嘉庆牙根痒痒。

　　 6.说到最后一点我也有点不敢苟同，但是很多书中记载和大人和乾隆爷有tongxinglian 的嫌疑。据说当年和珅就像是今天的小鲜肉，什么exo，tfboys这类的。看腻了女人的乾隆皇帝可能有点“龙阳之癖”。那一年的和珅不小心丢了伞盖子，惊了驾，和珅慌乱了神，可谓花容失色。他的一言一行乾隆皇帝都看在眼里，怎能忍心怪罪于他？一个美男子？你们可否还记得《甄嬛传》里宛常在的那一句“皇上别过来！臣妾的鞋袜湿了”那一幕？和大人和宛常在不同，恨不得立刻成了皇帝的一番好事。最后由一个三等轻车都尉成了内阁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步军统领，翰林院掌院，四库全书传媒总编辑。更说明了他的个人能力非常出众。(算命www.bmfsm.com)

　　乾隆与和珅不可告人的一段秘密

　　对乾隆这位一代英主为什么会特别宠幸贪佞的和珅，历来有很多说法，一说乾隆和和珅间有***的tongxinglian 关系，和珅不仅聪明伶俐，而且长得非常俊美，传说君臣两人常在御书房里同榻而眠；最少御史钱沣就曾经公开指责和珅办公的地点太过接近皇帝的住所。而对此一***关系则又有更匪夷所思、更“深奥”的说法：

　　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乾隆当太子时，一次进宫，看到父皇雍正的一个美丽妃子正对镜梳妆，一时兴起，从后面用双手捂住了那个妃子的眼睛，妃子拿起梳子往后便打，正好打到乾隆的额头。乾隆的母后见了，认为是那个妃子调戏太子，于是赐帛自尽。乾隆觉得对不起那个妃子，就用朱砂在妃子的颈上点了一下，悲痛说：“我害尔矣，魂而有灵，俟二十年后，其复与吾相聚乎？”

　　后来，和珅入宫侍驾，乾隆看和珅长得像那个冤死的妃子，验其项颈，见颈上有一红色胎记，而和珅的年龄也与那妃子死去的时间相合，于是认为和珅就是那冤死的妃子“转世”而来，为了偿还当年的“孽债”，乾隆遂对和珅关爱有加，和珅因而平步青云，权倾朝野；而乾隆则处处袒护他，让他作威作福长达二十余年。直到乾隆死后，嘉庆皇帝才去抄和珅的家，以白绫赐死。

　　这样的解释虽然光怪陆离，但却为一般百姓津津乐道，因为它对英明的乾隆为什么会宠幸贪佞的和珅提出了令人“满意”、让人“豁然开朗”的解说──原来不是乾隆皇帝昏庸、胡涂，而是来自“前世的孽缘”，也就是所谓的“前世因果”。

　　“前世因果”其实是过去一个重要的“诠释系统”，虽然证据薄弱、甚至没有任何证据，但却可以为很多令人纳闷、难以理解的事情提供令人“豁然开朗”的解释，满足人们想要知道“为什么”的心理需求，所以一直普受欢迎。这种例子很多，譬如北宋大文豪苏轼为什么自号“东坡居士”？为什么对佛教与禅学情有独锺？为什么会和佛印成为密友？又为什么会特别喜欢杭州？答案都是“因为”他“前世是个和尚”。

　　关于苏东坡“前世是位和尚”的说法还有好几个版本：一个版本说苏东坡的母亲临盆前梦见一个瞎了一只眼的和尚前来投宿，惊醒后即生下苏东坡。当苏东坡长到八、九岁时，梦见自己变成一个和尚，在陕右一代走动。后来与云庵禅师谈及此事，云庵惊呼说：“五戒和尚就是陕右人，一只眼睛失明，晚年游历高安，在大愚过世。”五戒过世已五十年，而苏东坡当时是四十九岁，因此大家认为苏东坡是五戒和尚“转世”。

　　另一个版本也认为苏东坡是五戒和尚“转世”，不过重点不同：五戒并非功德圆满而坐化，原来他还有一师兄叫明悟，五戒因一念之差，同女子红莲有苟且之事，犯了奸淫之戒，被明悟和尚识破，五戒羞愧难当，便坐化投胎去了。明悟预见五戒下一世可能毁佛谤僧，于是他也跟这坐化，投胎而去。五戒投胎成了苏东坡，而明悟则转世佛印和尚，不仅成为苏东坡的好友，而且一再劝化点悟他，让苏东坡潜心向佛。

　　第三个版本说：苏东坡在被贬到杭州时，即有宾至如归之感，有一天和友人参寥一起到西湖边上的寿星院游览，他一进门，便觉得所见景物十分熟悉，他告诉参寥：“从这里到忏堂，应有九十二级阶梯。”结果证明他所言不误，他还可以把寺院后面的建筑、庭院、树木、山石作栩栩如生的描述，他说：“（因为）我前世是这里的僧人，今天寺中的和尚都是我的法属。”此后，苏东坡便经常到寿星院盘桓小憩。

　　苏东坡本人似乎也相信自己前世是位和尚，他在文章诗词里曾多次提及，例如：“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南华寺》）“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和张子野见寄三绝句"过旧游》）。

　　当然，“相信”并不代表就“真有其事”。也许，我们无须太在意这些“前世因果”的真假，不妨把它当作“生命的美丽传奇”。但问题是“前世因果”不只用来解释生命“情调”而已，它还用来解释很多具体的事项。譬如苏东坡的好友黄庭坚，一直为狐臭所苦，药石罔效，在他被贬到涪陵后不久，他梦见一名女子来对他说：“我生前勤诵法华经，希望来生能身为男子，拥有大智慧，而且能成为当代名人。我就是大学士您的前身，但您知道您为什么会罹患狐臭吗？那是因为我死后安身的棺木腐朽，被蚂蚁在两边腋下筑窝，所以才让您受此疾苦。您现在住处的后山有一座坟墓，如果您能挖墓开棺，为我除去腋下的蚂蚁窝，您的狐臭就能不药而愈。”黄庭坚醒来后，到后山去寻找，果然找到一座无主的坟墓，他于是照女子梦中所言，挖墓开棺，除去尸体腋下的蚂蚁窝，并且为她换了一副新棺，妥善安葬。不久，他的狐臭果然就不药而愈。

　　这个故事为黄庭坚“为什么”会罹患狐臭提出了“前世因果”的解释。但我想现在大部分的人都会对这种“诠释”一笑置之，甚至认为荒谬绝伦。为什么呢？因为现代医学已经对狐臭的成因提出了明确的解释，而且还提供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狐臭的“前世因果论”不再被“需要”，所以就变得不合理、荒谬、不再被相信而被淘汰了。如果你还言之凿凿地说某人的狐臭是因为他前身尸骨腋下长蚂蚁窝，那可能就要被认为是“疯子”或“愚不可及”了。

　　那为什么还有人津津乐道乾隆和和珅的“那一段孽缘”还有苏东坡“前世是位和尚”这类说法呢？因为有人不愿意承认乾隆“胡涂”，有人想让苏东坡多些“传奇”，这是“需要”的问题，而非“真假对错”的问题。而言之凿凿却不会被认为是“疯子”或“愚不可及”，主要是因为它们还有不小的“市场”。

　　乾隆宠信和珅是因为tongxinglian ？

　　和珅在粘杆处一待就是三年。直到三年之后的乾隆四十年，方才得到乾隆的赏识，先入值乾清门，后擢御前侍卫，终于兼任副都统，一下子连升三级，成了真正的三品官。

　　为什么一连两年，乾隆皇帝都没有发现这个漂亮的侍卫，而到了第三年，却忽然独享青睐，而且恩宠有加了呢？这里面当然有原因，而且是很特殊的、不一般的原因，只可惜正史中没有任何记载。因此，小说家们人人发挥推理、联想功能，想找出这个天大秘密的答案。

　　几乎所有推理家、联想家，都说和珅在咸安宫官学上学的时候，就刻意模仿乾隆的字体，揣摩乾隆的“御制诗”，理由是清宫中至今还有一块“御书”的屏风，实际上就是和珅书写的；和珅留下的诗集中，所写的诗风也和乾隆很接近。但是我这个“非推理家”，不用推理也能反驳：何以见得和珅一定就是在读书的时候学乾隆的字、仿乾隆的诗呢？在他当侍卫的时候，不是更有可能么？

　　平心而论，乾隆的楷书、行书，都写得不错，草书更是龙飞凤舞，气势不凡，比今天的某些“书法家”要强得多得多得多；和珅能够把他的字体学得很像，甚至可以代替乾隆的“御笔”，这说明他的聪明，也说明他在书法上的造诣很深。

　　乾隆皇帝的诗，数量更是多得惊人。他一生究竟写了多少首诗，直到今天，也还是一个未知数。单是已经印刷的五集《御制诗集》，就有四百三十四卷，收诗四万一千八百首。这还只是他在位六十年间所写的，六十年是大约两万一千六百天(60×360=21600)，因为其中还有闰年；那么，平均起来，每天将近要写两首诗。连他自己都说：“五集篇成四万奇，自嫌点笔过多词。”除此之外，在他登基以前当皇子的十几年中，就写有一本《乐善堂全集》；在他退位以后当了三年太上皇，还写有一本《御制诗余集》。这两本集子一共有多少首诗，我没查到资料。不过单就诗作之多，应该说是古今中外，有史以来的首屈一指；说他是“千古一人”大概没人能否定。您看：《全唐诗》中的两千二百多位诗人的作品总和，也只有四万八千多首！

　　可惜的是：那么多首诗，却没有一首、甚至一句是脍炙人口的。比起现在被人臧否(pǐ痞)的大诗人郭沫若来，差远了。郭沫若自己就说过：“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但是三十年代，至少《女神》还是被许多青年学生所赞美的；七十年代，至少“大快人心事，打倒四人 ”，就曾经脍炙人口。如果说郭老晚年写的大都是“马屁诗”，那么说乾隆皇帝一生所写的四万多首诗，绝大多数是“狗屁诗”，这样的评价，可能也不算太过分。“诗言志”，“诗写的是心声”。乾隆皇帝的诗，尽管格律平仄都不错，但都是优美辞藻的堆砌，美而没有感情。就像一张画在纸上的美女，色彩斑斓，却没有生命。《乾隆御制诗》，是朝廷出钱印刷的“殿版”，和“某领袖语录”同类，除了广泛分发之外，售价一定也很便宜，不然的话，已经落魄到了“举家食粥”的穷作家曹雪芹，就不可能因为买不起稿纸，而把《乾隆御制诗》拆开翻过来当稿纸写他的《红楼梦》(《乾隆御制诗》是单面印刷、折叠装订的，纸张也不错)。

　　和珅在官学读书的时候，一心只想通过科举走上出仕正途，他所学的，都是正经学问；即便想学诗，单是唐朝就有许许多多大诗人的优美名篇可以学习，有什么必要去学乾隆皇帝的狗屁诗？一个人想学某一个人的字体和诗风，前提是对这个人的敬仰和崇拜。“文革”期间，有那么多人学“毛体字”，并不是因为*** 的字体多么优美好看，多么苍劲有力，更不是如郭沫若所说的那样，是“书法的顶峰”，而仅仅是因为对*** 这个“***领袖”的个人崇拜。和珅在官学读书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去拍乾隆皇帝的马屁而升官发财，因此，在他的青少年时代，求学很认真，要读的书很多很多，不大可能把宝贵的时间花在学乾隆字体和诗风上。

　　倒是他当了“三等侍卫”以后，每天的“功课”没有了，皇上不出门，他也用不着“随班”，空闲时间很多。特别是他听了祖丈人的话，打算通过接近皇帝的机会来求取“另一种仕途”的时候，他才会想起“投皇帝之所好”这个主意来。因此，我的“推理”，如果和珅真的曾经下工夫去学习乾隆的字体、揣摩他的诗风，也应该是在他当三等侍卫这一段相对空闲的时间中。

　　由于和珅的发迹既突然，又快速，当年就从六品升到三品，已经不是“连升三级”，而是“连升六级”了(从五品、五品、从四品、四品、从三品、三品，正好是六级)，到了二十五岁，就升为“当朝一品”，比坐直升飞机还快，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文革”期间，升官最快的，一个是王海容，一个是*** ；但是和珅的飞黄腾达，居然比他们两个人都快！

　　凡是不正常得到快速升迁的，一定有他不正常的原因。王海容大学毕业没几天就当上了外部 礼宾司司长，接着晋升外部 副部长，因为她实际上是*** 的亲侄女：“用人唯亲”，是从*** 那里开始的；*** 从一个工厂的保卫科长一下子升为** 副主席，因为他是“文革”中首座个夺权的造反派，是个可以利用的傀儡；和珅的升迁太不正常了，他是凭什么“坐直升飞机”升空的？于是人们纷纷在揣测其中原因。

　　历代皇帝中，也曾经有过诸如此类的先例。汉哀帝时代，有个叫董贤的小伙子，才二十岁冒头，就因为受到皇帝的宠爱，被封为最高军事长官：大司马。他家里的“钱”，就比国库的“钱”还多。

　　这情况，不是跟和珅很相似么？

　　董贤(前22—前1)，字圣卿，云阳人，西汉御史董恭的儿子，是个美男子。在汉哀帝刘欣还是太子的时候，只有十五六岁的董贤，就当过太子舍人。“舍人”，直白地解释，就是“馆舍里的人”，凡是食客、门客，甚至太学国子监的监生，都可以用“舍人”称呼；不过“太子舍人”，则是太子的秘书，是个年俸二百石的六品官，比知县还大，可见他也是一个才子，至少是少年有为，绝非等闲之辈。汉哀帝即位后，改任他职。两年后，也就是建平二年(前5)，有一天，哀帝下朝回宫，看到殿前站着一个人，正在传漏报时。哀帝当然认识他，随口问：“那不是舍人董贤吗？”那人赶忙叩头说：“正是小臣董贤。”那一年董贤刚十七岁，长得唇红齿白，仪表非俗。哀帝忽然发现，几年不见，董贤越长越俊俏了，简直比六宫粉黛还要绝色。刘欣被他的仪表相貌所吸引，十分喜爱，立即拜他为“黄门郎”。秦汉时代，宫门都是黄色的，称为“黄门”。“黄门侍郎”就因为在黄门之内供职而得名。“黄门郎”是“黄门侍郎”的简称，其职责是随侍皇帝、传达诏命、掌管机密文件。说白了，就是秘书，还是他“太子舍人”的老行当，不过官衔却更高了。

　　董贤进宫之后，一天比一天受宠，汉哀帝赏赐给董贤很多财物，不久就升他为驸马都尉。“驸马都尉”本是汉武帝时代开始设置的一种官职，是皇帝的近侍官，专管车马之类的杂事，权力并不大。东汉馆陶公主嫁的女婿恰巧是个驸马都尉，从此以后才逐渐把“驸马”作为皇帝女婿的专称的。董贤当“驸马都尉”，当然不是皇帝的女婿。

　　董贤受宠，他家的人也跟着沾光：父亲董恭升为光禄大夫(汉代的光禄大夫不是后来专管皇家宴会的“光禄寺卿”，而是相当于副部级的顾问，年俸二千石)，赐爵关内侯；他妹妹还被封为昭仪(汉代的昭仪“位视丞相，爵比王侯”，是妃嫔中的首座级，在宫中的地位仅次于皇后)；他岳父封作大臣，他妻子也被特许进宫居住。甚至连董贤家的童仆也受到哀帝的赏赐。哀帝本想封董贤为侯，遭到丞相王嘉的反对，不但说“往古以来，贵臣未尝有此，流闻四方，皆同怨之”，而且说董贤应该“千人所指，无病而死”。——结果呢，董贤没死，王嘉却为此获罪入狱，在狱中绝食二十多天，呕血而死了。

　　董贤不仅长得像个美女，“性柔和”、“善为媚”，言谈举止也十足像个女人。哀帝很宠爱他，“出则同车，卧则同榻”，这以后的官衔，可不是连升三级，也不是节节高升，而是拜他为大司马。“大司马”是什么官儿？在西汉，大司马是掌管军政和军赋的最** 员，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东汉时代和司徒、司空并称“三公”。可以说，不到二十岁的董贤，就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哀帝对董贤的爱之深、情之切，可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一次午睡，董贤枕着哀帝的袖子睡着了。哀帝想起身，却又不忍惊醒董贤，就随手拔剑割断了衣袖。成语“断袖之癖”，就是源出于此。

　　元寿二年(前1)，匈奴单(chán蝉)于来朝，宴会上看见大臣中的董贤最年轻，觉得奇怪，就询问传译，也就是翻译官。哀帝令传译回报：“大司马年少，以大贤居位。”单于信以为真，还恭贺朝廷得到了贤臣呢。

　　哀帝居然还想把帝位传给董贤，在一次宴会中，笑着对董贤说：“吾欲法尧禅舜，何如？”中常侍王闳劝谏哀帝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哀帝默然不语，从此冷落了王闳。

　　董贤的宅邸也是哀帝特命建造的，就筑在宫城北门旁边，收有无数珍宝，富丽奢华，可以和皇宫媲美。哀帝还经常把皇家的珍宝拣最好的送给董贤，一个月赏赐，常达巨万。

　　哀帝还下令在为自己修筑的陵墓“义陵”旁边，为董贤另建一墓，以求实现“生则同床，死则同穴”。董贤墓内设许多房屋，并筑一地道和义陵相通，以便死后也能常相往来。为此引起了大臣们的反对，认为皇上对董贤的封赏太过分了。哀帝一意孤行，当然不听。

　　元寿二年六月，二十六岁的哀帝突然病死。太皇太后让“外戚”王莽出来主持朝政。王莽极力反对董贤，把他赶出宫去。又以董贤年轻为由，罢去他的大司马官职。董贤知道哀帝一死，自己失去了靠山，即将大祸临头，当天就和妻子一起双双自杀，年仅二十二岁。董贤死后，财产全部被没收，把他的家属全部充军流放。王莽还疑心董贤假死，派人开棺验尸。在抄没董氏财产的时候，单是铜钱，就有四十三万万，超过了当时皇家的库藏。

　　所有这一切，不是都像乾隆皇帝跟和珅的关系么？

　　哀帝和董贤，是公开的tongxinglian ；那么，和珅是不是乾隆的“嬖(bì闭)臣”呢？

　　是啊，和珅也是个美男子，进宫当侍卫的时候，只有二十一岁，正是一个标准的“嬖臣”。但是乾隆皇帝呢？他比和珅整整大四十岁，可已经是个“年过花甲”的老人了喔！

　　不过乾隆有高明的宫廷御医给他配制补药，精力旺盛。从现在能找到的太医院札录来看，乾隆的养生之道，除了骑射习武的体格锻炼之外，就是药补和食补。他每天都要噙服少许上好野山参，还常饮药酒(这些酒的种类很多，其中有一种酒，制作过程中甚至还要埋在深山古松之下若干年)，常服补品。在他常吃的小食品中，很多食物的配方都是遵循养生的原理制作的，其中很多甚至是他亲自配制的。流传到今天的，有一种八珍糕，其中的八种成分，都是味道又好又强身祛病的东西，如莲子、茯苓、薏米之类。

　　因此，乾隆年过七十，除了后宫有嫔妃四十多人之外，每次“下江南”，依旧寻花问柳，到处留情；据此我们不能以他年龄“偏大”对他的性功能加以否定。于是小说家们发挥想象天赋，又给乾隆与和珅的tongxinglian 找了一条“两世姻缘”的依据：说和珅原来是雍正的爱妃转世，和乾隆皇帝本来就有“宿缘”。

　　咱们先来看看这个故事是怎么编的。

　　乾隆是二十五岁那年登基的。说是他将近二十岁的时候，有一次经过父皇雍正的妃子马佳氏身边，看见她正在对镜梳头。青年乾隆出于“游戏之心”，居然从后面捂住了她的眼睛。马佳氏吃了一惊，不知道身后是皇子，顺手拿起梳子向后边打去，正中乾隆的额头，当时就流出了血来。

　　下面的情节，又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说：正好皇后从这里经过，亲眼看见了这一场“闹剧”；另一个版本则说：第二天，皇后看见乾隆的额头上有伤痕，就逼问原因，乾隆居然说出了经过，于是皇后大怒，认定是马佳氏在“调戏”太子，立刻传下懿旨，把马佳氏赐死了。

　　下面的故事，也有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说：年轻的乾隆非常害怕，想为马佳氏辩白，但是又不敢去对皇阿玛或皇额娘说。想来想去，没有办法。后来他跑到书房，用手指头蘸上印朱，这才跑到马佳氏的寝宫。看见她已经上吊，不过还没有气绝，就在妃子的颈部点上了印朱，祝祷说：“是我害了你！如果你的芳魂有灵，咱们二十年后再相见吧！”

　　另一个版本则说：青年乾隆赶到马佳氏的寝宫，马佳氏已经气绝身亡。于是青年乾隆自己咬破了中指，把血点在马佳氏的眉心中，然后说了上面的那一句话。

　　下面的故事就差不多了：乾隆终于注意到，和珅不但和死去的马佳氏长得十分相似，而且颈部或眉心居然还有一颗红痣，一算和珅的年龄，正好是马佳氏死去二十年之后出生(乾隆因开玩笑害死马佳氏的时候是二十岁，和珅出世的时候乾隆四十岁，六十岁的时候见到了和珅)。于是，乾隆就认定和珅是马佳氏的“后身”了，对他另眼相看，也就在不言之中了云云。这样编故事，当然是言情小说家的拿手好戏。这种“前身后世”的信仰崇拜 故事，在今天大概不会有太多的人相信了，但是在封建信仰崇拜 盛行的清代，相信的人一定还是很多的。

　　最不能理解的是：一向以崇尚科学、不讲信仰崇拜 的西方人，居然也会采纳这个纯粹属于信仰崇拜 的、荒诞不经的故事。例如法国人佩雷菲特在他所著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中，就完全接受了 人编造的这个故事。他的这本书，号称取材于乾隆年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等人来华“觐见”的日记，还参考了许多清廷文件；难道清廷的官方文件中，也有这样荒诞不经的记载么？

　　这个故事，即便除去信仰崇拜 的“转世”之说，故事本身，就不值一驳。下面略举数条：

　　首座，故事中的青年弘历，已经或将近二十岁了，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成年人”，不是七八岁、十一二岁“无知”的童稚。当时他虽然还没有被公布是太子的身份，但是皇子的身份是客观存在的。一个大小伙子，而且是皇子的身份，他能和父皇的妃子开这样的玩笑么？即便马佳氏不是妃子，而是一个宫女，囿于皇子的身份，他也不敢这样做吧？

　　第二，马佳氏是个皇妃，不论是不是雍正的“宠妃”，她一定住在单独的寝宫里，有许多宫女、嬷嬷侍候着。梳妆打扮，都有专职的人，不用自己动手。她会像小家碧玉那样，一个人坐在窗前自己梳头？房间里进来人了，居然不知道？

　　第三，清廷后宫中的规矩非常严格，二十岁的皇子，根本不可能“一个人”随便到皇妃的寝宫中走动。即便有事情需要走动，皇子必然带着小太监，妃子的宫门口也有守门的小太监，身边必定也有宫女，不可能让青年弘历到处乱闯，更不可能对皇妃“越礼”胡作非为的。

　　第四，皇后出门，比皇子的排场更大，特别是皇后到妃子的寝宫中来，非比一般，怎么能让她亲眼目睹皇子和妃子的打闹？

　　第五，即便以上事件都出于阴差阳错的“偶然”，青年弘历确实让父皇的妃子用梳子砍伤了，皇额娘询问，他不会编个瞎话，说自己碰伤、刮伤啊？非得自己招认是和皇妃“开玩笑”被皇妃打伤的？这样做，不等于是告发了皇妃，也告发了自己么？

　　第六，妃子被皇后赐死，按照宫中的规矩，必定要派大太监“监督执行”，不可能让马佳氏一个人自己在房间里上吊的。在事情发生、皇后已经大发雷霆这样的前提下，不要说弘历不可能抽身去看马佳氏，就是他真的想去，也已经是身不由己，无法行动了。

　　像诸如此类的漏洞，要找还有许多。总之一句话，编造这个故事的人，绝对是个平民百姓，也许就是个说书艺人，根本就不了解宫廷里面的规矩和日常生活规则。他是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惯和逻辑来推理皇宫里面的事情的，所创造出来的故事，和真实世界根本就是南辕北辙，牛蹄子两掰着。

　　因此，和珅是马佳氏转世一说，可以完全排除。甚至连乾隆宠信和珅是因为两个人有tongxinglian 关系，也应该排除。

　　我认为，乾隆与和珅的组合，是一种天然的结合，也是一种事物发展的“必然”。任何一个朝代的帝王，凡是年纪大了，都有老年人常犯的毛病，那就是喜欢人家奉承，爱听恭维话，可是终究年纪老了，精力不继，又希望有个聪明人能帮他出出主意。换言之，就是需要有一个十分杰出的“人才”来给他当“奴才”。但是，凡是“才子”，大都自命不凡，都有自己的性格，不是桀骜不驯，就是自视甚高，爱梗脖子。历史上的大才子苏东坡，不但诗词书画俱佳，而且还是个zhengzhi 上很有见地的人，但是他绝不肯奴颜婢膝地当奴才。乾隆一朝，能称得上“才子”的人，不应该只有和珅一个，至少还有纪晓岚和刘墉吧？但是要纪晓岚和刘墉也像和珅那样去阿谀奉承，恐怕还做不到。而和珅恰恰就是一个既有才干又愿意当奴才的那么一个“双料人才”。据朝鲜使臣记录的亲眼所见：乾隆刚刚咳嗽一声，和珅就急忙去把痰盂端来。这种本应该是小太监干的事情，和珅干得出来，纪晓岚和刘墉就绝对干不出来。只有和珅这种具有“奴性”的人，才能和乾隆“君臣相济”，一拍即合！

　　和珅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养成”这种性格的，还没有看见有人专门研究过。一个人的性格，一般大都在青少年时代养成；而性格这个东西，一旦定型了，再要改变，就很困难了。据我分析，和珅的少年时代，父母死得早，被继母所***(没有具体的资料，姑且人云亦云；即便没被***，因为不是亲娘，至少感情上不是很融洽)，被同学所歧视(“富二代”看不起穷学生，古今皆然)，遭亲友的白眼(例如向舅舅借钱，被骂了出来)，客观环境即便不是十分恶劣，至少也差强人意。他为了生存，不得不忍气吞声，委曲求全，于是人性中的“奴性”一面，得到发展并定型了。

　　历史上，能忍的伟人也很多，特别是处于逆境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韩信曾经受过“胯下之辱”：一个青年屠夫见他身佩宝剑在街上走，看了觉得“不顺眼”，就过来挑衅：“有本事，你就一剑杀了我；没本事，你就从我的胯下钻过去！”像这样的挑衅和侮辱，凡是“血性男子”，几乎是没人能够忍受的。但是韩信忍住了。他是个有头脑的人。分析当时的情况，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自己一剑刺死或刺伤了他；一是人家身强力壮，把剑夺过去伤了自己。不论是哪一种结果，都是两败俱伤。无缘无故要作这样大的牺牲，值得么？权衡轻重利弊，他选择了忍，不声不响地从那个青年屠夫的胯下爬了过去，招来了观众的一片耻笑声。

　　韩信明明是一只虎，却不得不把锋牙利爪收起来，装出一副猫的样子，目的是或学好本事，或韬光养晦以求他日的出人头地，或东山再起。

　　和珅的“能忍”，是客观环境恶劣，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但是，一个人如果“装孙子”装的时间太长了，难免就会影响到性格的形成和改变，特别是在一个人的青少年时期。和珅原来的打算，是走“读书、中举、出仕”的“正途”，所以他才会下苦功读书。但是顺天府的乡试名落孙山，给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

　　这时候，他的祖丈人和妻子都来劝他放弃考试，依靠“祖荫”去当侍卫，去走另一条仕途之路。

　　在这样的抉择面前，他的思想一定是十分痛苦的。他知道：一旦听从了祖丈人和妻子的话，到了皇帝面前，他这个“孙子”，就只能一辈子“装”下去，而且很可能连孙子也装不成，只能当一个谄媚的奴才了。

　　和珅的这一段历程，如果写小说，肯定有许多可以“发挥”的余地。

　　所以，和珅一进侍卫处，就注定要发迹。这是英廉老先生早就算定了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那么，和珅究竟是怎么被乾隆发现他是个难得的人才又是个可心的奴才呢？这件事情，正史中并没有记载，而在野史中，也有许多个版本。比较能够“言之成理”的，有如下三种。首座种说法，是清人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的记录。

　　陈康祺，清代鄞(yín银)县(今属浙江宁波市)人，字钧堂。同治进士。官郎中。博学多识，热心搜集清代掌故，道听途说，有闻必录，著成《郎潜纪闻》四集。书中就曾记录和珅引起乾隆皇帝注意的过程：“一日警陛出宫，上偶于舆中阅边报，有奏要犯脱逃者，上微怒，诵《论语》‘虎兕(sì四)出于柙(xiá匣)’语。扈从诸校尉及旗门羽林之属，咸愕眙(yí夷)，互询天子云何。和珅独曰：‘爷谓典守者不能辞其责耳。’上为霁(jì寄)颜，问：‘汝读《论语》乎？’对曰：‘然。’又问家世年岁，奏对皆称旨，自是恩礼日隆。”

　　这一段记载，用白话翻译出来，就是：

　　一天，乾隆皇帝出宫，坐在车中看“边报”，也就是边疆的奏报。看到有要犯逃脱这一节，乾隆眉头一皱，不高兴地说了一句：“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欤？”这话出自《论语》，兕指雌的犀牛。大意是说：老虎和犀牛从笼子里出来伤人，龟玉在匣子里被毁坏，是谁的过错呢？难道是老虎、犀牛和龟玉的过错吗？显然不是，应该是看守人员的过错，是看守人员的失职。

　　可是侍卫们有的没有读过《论语》，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互相询问皇上说的是什么；有读过的，他们见皇上生气了，谁还敢说话呀？这时候，勇敢的和珅说了：“皇上是说，看守的人有责任。”和珅这话，当然不是对皇上说的，而是回答“互相询问”的侍卫们的。当然也不排斥故意把话说得大声一些，好让皇帝听见。乾隆听见有人应声答话，脸色就从“微怒”变为“霁颜”，也就是“阴转多云”了，他问和珅：“你读过《论语》么？”和珅恭恭敬敬地回复皇上，说自己本来是咸安宫官学的学生。皇上又问他姓名年龄，家庭情况，和珅都一一回答得很得体。从此就对和珅另眼相看，和珅也一天天得宠了。

　　以上是清人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的记载。本来就是听人家说的一百多年前的事情，不免有些传闻失实，甚至荒诞不经；下面这一段，可就是今人的借题发挥了：

　　乾隆一听大喜，眼见和珅不仅长得一表人才，而且还曾经是官学的学生，有心考他一考，就说：“你且说说《季氏将伐颛臾(zhuān yú专余)》一章的意思。”这正是和珅梦寐以求的进身之阶，他平日的攻读，此刻终将派上用场了。于是，他不慌不忙地说：“重教化，修文德以怀人，不起则都分崩离析，祸起萧墙，此后圣人之见也。然，世易时移，如今之世，远方多顽固不化之人，仅以教化化之，不示之以威势，则反易生妄心。如此，于国于都，应首重教化，修文德以服人，使远者来之，来者安之，且加之以威力，防微杜渐，不然，就真正是‘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了。”

　　这就是和珅的与众不同之处。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奴颜婢膝，装孙子装得十分像；另一方面，在特殊的场合，又要有一般人所没有的特殊勇气，要敢于在皇帝面前说话，借此表现自己，以引起皇帝的注意和好感。在粘杆处当侍卫的人，大都是倚仗“祖荫”混饭吃的纨绔子弟、浮浪少年，他们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加上“伴君如伴虎”的古训，在皇帝面前，只知道小心谨慎地“当差”，皇上有话，也只知道唯唯诺诺地朗声答应，唯恐一时差错，招来杀身之祸。他们不学无术，胸无点墨，本来就没有什么“自己的”主见，当然更不可能也不敢在皇帝面前直陈己见了。于是，和珅的与众不同，正好给了他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

　　顺便说一句：这件事情的发生地点，陈康祺只说“一日警陛出宫”，没说具体地点，《百家讲坛》的主讲人纪连海先生居然指明是在“颐和园”。首座不知有什么根据，第二犯了常识性的历史错误：乾隆时代，世界上还没有颐和园呢！

　　颐和园，是光绪年间的名称。远在金代贞元元年(1153)，就曾经在这里修建“西山八院”之一的“金山行宫”。明代弘治七年(1494)修建了园静寺，后来皇室在这里建成好山园。满清入关，清廷定都北京以后，把好山园更名为“瓮山行宫”。清乾隆年间，经过十五年的修建，将该园改名为“清漪园”。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疯狂抢劫，焚烧了园内大部分建筑，珍宝被洗劫一空，建筑被夷为一片废墟。光绪十四年(1888)，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三千万两白银，才在清漪园的废墟上兴建起颐和园来。光绪二十六年(1900)，颐和园又遭八国联军的野蛮损坏 ，后来慈禧又动用巨款重新修复。——总之，在乾隆与和珅时代，根本就没有什么颐和园！

　　闲话说过，接着再说乾隆之所以赏识和珅的野史。

　　有一天，乾隆在圆明园(建于康熙四十六年，乾隆时代，已经有了)的水榭上读《孟子集注》，这时候和珅已经得到乾隆的欣赏，调用他当随从侍卫了。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乾隆也逐渐看不清书上朱熹的注解了。因为木刻版的《孟子集注》，原文是用大字印刷的，朱熹的集注，是用双行小字排在原文下面的，两个小字才有一个正文的字大。这时候乾隆已经六十多岁，视力本来就不行了，何况近黄昏？就让和珅去拿灯来。和珅躬身问：“不知皇上看的是哪一句？”乾隆读了一句《孟子·滕文公上》的原文：“人之道也，饮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

　　和珅不假思索，朗声背诵：“吉水土平，然后得以教稼穑；衣食足，然后得以施教化。后稷。树，亦种也。艺，殖也。契，音薛，亦舜臣名也。①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无教，则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圣人设官而教以人伦，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书》曰：‘天叙有典，敕我王典到哉！’世之谓也。”和珅一口气把朱子的注疏背了下来。

　　乾隆等他背完了，夸奖说：“不知爱卿竟有如此的造诣。”

　　于是，乾隆接着往下读《孟子·滕文公上》的原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序)，朋友有信。放勋②曰：‘劳(lào涝)之来(lài赖)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和珅等皇帝读完一段，他就接着背注疏，君臣两人你读一段，我背一段，过了许久，和珅居然滔滔不绝，没有被难倒。

　　乾隆见和珅把《孟子》背得这样熟，非常欣赏，也更加喜欢他了。

　　这件事情，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和珅简直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其实，在明清时代，学校里读的书，就那么有数的几本，而县试、乡试、会试、殿试，所考的内容，无非也就是这几本书，不像今天的学生，除了语文、历史、地理之外，还要学数理化英语，连小学生的书包，都重得自己背不动。所以那时候的学生，能把四书五经包括注疏完全背下来的人，特别是在汉人中间，可以说很多很多，至少刘墉、纪晓岚等人都能够做到，不算什么稀奇的事情。让乾隆皇帝感到惊讶的是：这样的人才，在好逸恶劳、不爱读书的八旗子弟中，可实在太少了。

　　满清入关一百多年来，由于机构 政策的偏颇，对八旗子弟实施优惠，特别是对勋臣子弟实行荫袭制度以后，这些旗人特别是高干子弟生活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中，大都不思进取，变成了游手好闲的特殊阶层。这些人中间，继承他们马上民族的传统，出于好玩儿的心态，喜欢拉弓射箭的人倒是不少，但是，要他们静下心来，喜欢并苦读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可就实在难能可贵；像和珅这样精通汉人文化的满洲人，简直太不可多得了。

　　乾隆身边，不缺武艺高强的大内高手，所缺少的，正是和珅这样的旗人。于是得天独厚的旗人和珅，立即被乾隆提升为三等御前侍卫。——这就是和珅精通汉典所得到的好处。这个故事，十有八九也是杜撰的。或者是有那么一点儿影子，经过“小说家”们的想象发挥，方才如此淋漓尽致。别的不用说，单问一句：乾隆皇帝自己就是一个精通满汉典籍的博学者。他都已经六十多岁了，在这日理万机的点滴空闲时间中，还会这样认认真真、聚精会神地读这已经读得滚瓜烂熟的、应该是六七岁娃娃们读的《孟子·滕文公上》么？——乾隆是个兴趣十分广泛的人，编这个故事的人，与其说乾隆空闲了没事儿读《孟子集注》，还不如随便找一本古代的或当时的笔记小说，都比让老年乾隆读《孟子·滕文公上》要合情合理的多。

　　第二种说法，是薛福成在《庸盦(ān安)笔记》中的记载。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盦，江苏无锡人，是清末的外交官，改良主义政论家。同治四年(1865)曾参加江南甲子科乡试，但并没有做考卷，而是写了一封给曾国藩的信——是乡试结束以后打扫考棚，才发现薛福成写的一封“呈两江总督曾大人亲启”的信。信中建议改革科举、裁减绿营、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等等；说得很有道理。这事儿要是放在今天，肯定会被认为是又一个没有知识只会空谈的“白卷英雄”。但是信被送上去以后，曾国藩却召见了他，发现他很有学问，而且还是一位美男子，两人居然谈得很是投机，于是就把这个没参与乡试的“士子”聘为幕僚。光绪元年(1875)，应诏上改革内政外交万言书，被*** 赏识并聘为重要幕僚，协理外交事务达十年之久，曾为*** 起草不少有关洋务的奏稿、书牍。光绪十五年(1889)，受命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曾与英国谈判签订滇缅边界及商务条约，争回部分主权。出使期间，更进一步主张效法西方 ，发展机器工业，实行商办，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并在zhengzhi 上赞赏英国和德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光绪二十年(1894)返国。一生著作甚丰，有《庸盦全集》(十种)、《庸盦笔记》、《庸盦文别集》。他虽然没有学历，以大量政论而被公认为是当世谈时务的巨擘(bò薄)。

　　《庸盦笔记》里说：

　　有一次，乾隆帝准备出外巡视，叫侍从官员准备仪仗。官员一下子找不到仪仗用的伞盖，急得不知道怎么才好。乾隆皇帝非常生气，眉头一皱，龙颜大怒，说：“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官员们听到皇帝责问，吓得张口结舌。这时和珅说了：“是典守者不能辞其责耳。”因此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

　　这个故事，和首座种说法基本相同，只是引起皇帝发怒而提出“是谁之过”的起因，一说是边报有要犯逃脱，一说是找不到仪仗用的伞盖。两个版本不同，当然是口耳相传中的“误传”，实际上可能是一回事儿。

　　就事论事，第二种因由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皇帝出行的仪仗，有专门的管理部门，特别是“伞盖”，相当大的一件东西，不是什么手持物品，肯定由专人严格管理，绝不会发生“找不到”这样的奇谈。即便真有这样的事情，一般有主管太监去处置，更不可能为此让皇帝发火。薛福成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也不可能在笔记中杜撰一个莫须有的故事。比较可信的，应该是：事出有因，细节有误。也就是说，很可能乾隆皇帝为某一件事情追究是谁的责任，引用了一句《孟子》，机灵的和珅随口回答了一句《孟子》的后文，为此引起乾隆的注意。——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有一个很不起眼的“导因”，从此引出极大的转折。这就是“契机”。唯物者说是“偶然”；唯心者就说是“命中注定”的了。

　　请大家注意这两件事情的时间地点和环境。那是在皇上发怒，众人惊慌错愕、惶恐不安、不知所对的时候，人人都三缄其口，只有和珅敢于挺身而出，勇于对答，这才抓住了这一稍纵即逝的表现自己的大好时机。请大家再想一想，和珅面对的，是一个喜怒无常却又一言九鼎的皇帝，特别是在他已经“微怒”的关键时刻，对答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所以人人都怕灾祸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人人都只会保持沉默，低头无语，尽量别让皇帝注意到自己；偏偏和珅要在这个“紧张”、“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勇敢地把这个僵局给缓解了，这就不得不佩服和珅具有过人的胆识、具有“既柔且刚”的双重人格了。

　　第三种说法，是孙焯之《归云室见闻杂记》中的记载。孙焯之生平不详，书也未见，原文如下：

　　“和珅起自寒微。……扈从上临幸山东。上喜御小辇，辇驾骡，行十里一更换，其快如飞。一日，和珅侍辇帝行，上顾问是何出身，对曰生员。问汝下场乎？对曰庚寅(乾隆三十五年)曾赴举。问何题？对‘孟公绰’一节。上曰：能背汝文乎？随行随背，矫捷异常。上曰：汝文亦可中得也。其知遇实由于此。比驾旋时，迁其官，未几躐居卿贰①，派以军机，凡朝廷大政俱得与闻，朝夕论思，悉当上意。”

　　这段话的意思很简单。说的是大约在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皇帝巡幸山东，和珅扈从。乾隆皇帝在路上无聊，就问和珅是什么出身，和珅回答说是学生。乾隆皇帝又问和珅是否参加过科举考试，和珅又回答说曾经参加庚寅年(1770)的科举考试。乾隆皇帝又问和珅当年考试的题目是什么，和珅回答说是《论语》中的“孟公绰”一节。乾隆皇帝又问和珅能不能背诵当年应考所写的文章。和珅于是边走边背，十分流畅。乾隆皇帝就对和珅说，你的文章也是可以考中举人的。和珅的机遇实际上由此开始，也成了和珅一生的转折点。

　　从这里，我们终于找到了纪连海先生说和珅曾经参加“庚寅科乡试”的依据。只是可惜，这是“野史中的和珅”，而不是“历史上的和珅”。

　　以上三种情况，很可能同时都有，也很可能都只是有一点儿“因头”，被人夸大了，因此很难说哪一种是真实可信的。不过前面我说过，像和珅这样一个“具体”的“人才加奴才”，一旦接近皇上，一旦被皇上赏识，发迹是早晚间事儿。至于是哪一件“具体”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很重要。和珅得到乾隆皇帝的宠信，可以说是偶然的，但却是必然的。——因为和珅具备了一个“佞臣”所具有的全部条件，而恰恰乾隆又是一个已经进入老年颟顸期的皇帝，十二分需要这样一个很能干、很听话、很能“体察上意”、很能完满得当处置各种事件的佞臣。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天人合一”，组合成一个相得益彰的整体：一个得到得力助手，事事省心了；一个得到倚仗宠信，事事顺心了。

　　和珅被乾隆皇帝“发现”是个“人才”，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和珅得到乾隆皇帝的宠信和重用，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即便前面说的三种“契机”都存在，也仅仅是“契机”而已。乾隆皇帝绝不会一发现和珅能背《论语》，记得《孟子》的朱熹集注，或者听了和珅背诵自己的试卷之后，“龙颜大悦”，立刻来一个加官晋爵，从此宠信倍加的。如果是那样，就不是聪明睿智、有雄才大略的乾隆老皇帝，而是年幼无知、只知道搞女人的正德小皇帝了。

　　和珅是在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他二十二岁的时候，因为考不上举人，才在他祖丈人英廉的安排授意下，补了个三等侍卫的。托他祖上的福，总算是个六品官，比老百姓考上举人当个从七品或八品的小官，似乎还强一些。一直到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他二十五岁了，长子丰绅殷德都出生了，耗了整整三年时间，方才擢升御前侍卫，授正蓝旗满洲副都统，当上了三品的内廷大员。这件事情，我认为绝不是乾隆皇帝在某一天突然发现他有才干，突然给他升职的。这期间，有一个“逐渐加强认识”的过程。所以前面我说和珅被发现的三种契机，不一定仅仅是其中的一种，很可能三种情况同时存在，甚至此外还有更多不为人所知的事情。——宫廷终究是宫廷，不可能样样事情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宫廷之外的人都知道。

　　如果仅仅是上面所说的那三件事情，乾隆皇帝把和珅提拔到御前三品侍卫、值乾清门、兼副都统，大概也快到头了，最多再升到内务府总管，就不可能再升了。因为这三个头衔，都属于“内廷”官员，说白了，都是奴才干的勾当。只有当上了“六部九卿”的官，才是“外廷”的正经官员。尽管在皇帝看来，都一样是奴才，可是在老百姓的心目中，那才是“朝廷”，那才是正经的“机构 ”。

　　但是，和珅从内廷“奴才”转任外廷“官员”，却只用了短短的三个月时间！他是乾隆四十年十一月擢升为三品御前侍卫的，到了乾隆四十一年正月，也就是擢升御前侍卫之后的两个月甚或一个多月之后，就授予户部侍郎了。三月，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也就是“实习”或“见习”；四月，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八月，调镶蓝旗满洲副都统；十一月，出任国史馆副总裁，赏戴一品朝冠；十二月，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赐紫禁城骑马。——这一系列的职务，可都不是闲职，都是需要真才实学才能干得下来的。

　　因此，和珅的步步高升，绝不是“宠信”两个字所能包含、所能解释的。被宠信而发迹的官员，叫做“嬖臣”，凭的是谄媚，甚至是男色；和珅属于“佞臣”，这里面，跟和珅的办事能力强、任务完成得漂亮绝对有关！可惜，关于他前期的办事能干，没有具体的资料可以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