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梅花易数的由来

　　  周易梅花易数的由来：

　　 宋朝易学老师 邵康节在观赏梅花时，偶然看见麻雀在梅枝上争吵，以易理推衍后，预言明日夜晚会有女子前来来摘折梅花，被园丁发觉而追逐，女子惊慌跌倒伤到膝盖；此预测现象果真在隔夜丝毫不差地得到验证，因此邵康节名闻于当时，大家将这种预测方法取名为「梅花易数」。

　　《梅花易数》相传为宋代易学家邵雍所著，是一部以易学中的数学为基础，结合易学中的“象学”进行占卜的书，相传邵雍运用时每卦必中，屡试不爽。梅花易数依先天八卦数理，即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随时随地皆可起卦，取卦方式多种多样。　

　　《梅花易数》冠以北宋著名道学家邵康节（尧夫）的名字，被说成是邵雍的著作，果真如此吗？　邵康节与梅花易数算命关系呢？　

　　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宋史》。《宋史》邵雍本传记载：“雍少时，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于是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后来，游学四方，跨河、汾，越淮、汉，周流齐、鲁、宋、郑之旧墟，经历了很长时间才返归河南故里。又跟随共城令李之才学习，受《河图》、《洛书》，伏羲六十四卦图象。“及其学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观夫天地之运化，阴阳之消长，远而古今世变，微而飞走草木之性情，深造曲畅，庶几所谓不惑，而非依仿象类、臆测屡中者。道衍宓羲先天之旨，著书十余万言行于世，然世知其道者鲜矣。”“所著书曰《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诗曰《伊川击壤集》。”这是本传对邵雍学业及著书的记录，并没有邵雍著《梅花易数》的文字。就是对于邵雍当时所谓“雍有玩世之意”，“于凡物声气之所感触，辄以其动而推其变”，对世事皆能加以预言的传闻，《宋史》作者也认为是“当时学者因雍超诣之识，务高雍所为”，并明确断言：“雍未必然也。” 　　

　　《宋史·邵伯温传》记述邵雍之子的事迹，讲他“入闻父教，出则事司马光等”，与司马光等人成为再世之交。伯温也曾论及邵雍之学，说：“先君先天之学，论天地万物未有不尽者。其信也，则人之仇怨反复者可忘矣。”其著书有《河南集》、《闻见录》、《皇极系述》、《辨诬》、《周易辨惑》、《皇极经世序》、《观物内外篇解》近百卷。这里，也没有一言及《梅花易数》。 　　

　　《宋史·艺文志》著录宋代所见书籍九千八百十九部，十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二卷，其中经部《易》类二百十三部，一千七百四十卷，录有“邵雍《皇极经世》十二卷，又《叙篇系述》二卷，《观物外篇》六卷，《观物内篇解》二卷（邵伯温编）”；子部儒家类录有“邵雍《渔樵问对》一卷”，蓍龟类三十五部，一百卷，惟独没有所谓邵康节所著《梅花易数》。 　　

　　不仅如此，我们还考察了宋代与邵雍同时，而且交往密切的学者，如司马光、吕公著、程颢、程颐、张载、王安石等人的有关史料和著述，都没有讲过邵雍著作《梅花易数》之事；即使视《周易》为卜筮之书，对所谓麻衣道者之书作过详细考证，而又十分推崇邵雍先天易学的南宋易学大家朱熹，也没有一字提及《梅花易数》。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邵康节著《梅花易数》，从史实上看，是子虚乌有的事。 　　

　　其次，我们再来考察《梅花易数》一书的内容。《梅花易数》卷一在“占法”之后列有“玩法”，大概是要告诉世人《梅花易数》的占玩方法。但它不讲具体方法，却直接用一首诗来代替。

　　“玩法”云： 　　
一物其来有一身，一身还有一乾坤。能知万物备于我，肯把三才别立根。 　　
天向一中分造化，人于心上起经纶。仙人亦有两般话，道不虚传只在人。 　　

　　此诗与邵雍《击壤集》中的《观易吟》极其相似。《观易吟》云： 　　一物从来有一身，一身还有一乾坤。能知万物备于我，肯把三才别立根。 　　天向一中分体用，人于心上起经纶。天人焉有两般义，道不虚传只在人。 　　

　　明眼人一看便知，《梅花易数》“玩法”系抄录《观易吟》而来，却又作了改动。但这一改动非同小可，使起含义与原诗义蕴风马牛而不相及。这表明，《梅花易数》的作者根本没有读懂邵雍的诗文，或者出于别有用心。原诗是说，人心具备天地乾坤之理，天人本无两样，天道变化的法则也是人心思维的法则。《梅花易数》将“天人焉有两般义”改为“仙人亦有两般话”，将“体用”改为“造化”，就根本抹杀了邵雍易学所体现的体用不离的基本原则和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而使之堕落为占命卜问的一种工具。此种与邵氏易学思维截然不同的东西，怎能出自邵雍之手？ 　　《梅花易数》卷一又载有“八卦象列”，其中说：“乾三连，坤六段，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卷五又有“六十四卦次序”：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兮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兮噬嗑贲……小过既济兼蛙济，是为下经三十四。完全是抄录朱熹《周易本义》卷首所列“八卦取凶歌”和“上下经卦名次序歌”。其卷一“八卦万物类占”，每卦的首句“乾为天，天风姤，天山遯……”“坤为地，地雷复，地择临……”等，则是抄录《周易本义》“分宫卦凶次序”。这说明，《梅花易数》是南宋朱熹以后的著述，并非北宋邵康节先生所作。 　　

　　《梅花易数》卷二有“三要灵应篇”，其序末说：“此先师刘先生江夏人号湛然子得之王屋山人高处士云岩。宝庆四年仲夏既望，清灵子朱虚拜首序”云云，这篇序文是号为清灵子的朱虚于宝庆四年夏天作。考历代年号，“宝庆”乃南宋理宗皇帝的年号，但此年号仅用了三年，并无“宝庆四年”之说。这样饿错讹使我们十分惊讶，不敢妄言所以。紧接其后，“三要灵应篇”的引言便排列了一个传授世系，即所谓：“是编则出于先贤先师，采世俗之语例。用之者鬼谷子、严君平、东方朔、诸葛孔明、郭璞、管辂、李淳风、袁天罡、皇甫真人、麻衣仙、** 夷。继承得之者，邵康节、邵伯温、刘伯温、牛思晦、牛思继、高处士、刘湛然、富寿子、泰然子、朱清灵子。其年代相传不一，不知姓名者不与焉。”这个传授世系中，其他人我们不必过多考证，仅就朱虚与刘伯温而言，一看便露了马脚。朱清灵子即朱虚，序言中说是南宋理宗宝庆时人；刘伯温则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宰相，乃元明之际的zhengzhi 家。据此，《梅花易数》只能是明代以后人所为，并不是邵雍的著作。况且将明人刘伯温列于宋人之间，也颇有不伦不类之嫌。

　　如果我们将此图放在易图演变的历史中考察，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破绽。首座，此图邵雍后学与王湜及朱熹《周易本义》所传邵雍“文王八卦方位”图（见下页）不同。此图八卦爻位的排列需自外向内看，而“文王八卦方位”图的八卦爻位，则是从内向外看，两者正相反对。其后学张行成《易通变》所传邵雍十四图，虽无后天八卦图，但其诸图八卦爻位的排列顺序亦皆为自内而外。《宋元学案》所引先后天图亦是如此。这表明，《梅花易数》所列“八卦方位之图”并非邵氏原图。第二，此图 的阴阳鱼太极图，在北宋并不存在。就目前所见到的材料看，直到明朝初年的赵撝谦作《六书本义》，才首次公布了阴阳鱼图，称为“天地自然河图” 　　

　　我们可以看到，赵撝谦所传“天地自然河图”的阴阳两鱼之形，并象阴阳鱼太极图那样规范和美观。赵氏说此图“有太极函阴阳，阴阳函八卦自然之妙”，只是恰当地表示了八卦阴阳爻画排列的情况。而阴阳鱼太极图又增加了审美的要求。这就不难推测，从粗略的赵氏之图到相当精致的阴阳鱼太极图，必然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不断完善的过程。也就是说，上述“八卦方位之图” 的阴阳鱼太极图是更为晚出的。而它被世人所公认，被引用，并与其它易图联系在一起，创制出一个新易图，则一定是还要晚得多的事情。第三，“八卦方位之图”损坏 了“天地自然河图”。赵氏图的外围配以先天八卦方位，其目的在于以卦象中的阴阳爻象变化表现阴阳二气相互消长的过程，但并未画出八卦插象。“八卦方位之图”可能是依此八卦之名书写的方向，画出了八卦之象，却又将先天卦位改换成了后天卦位，这样，便损坏 了“天地自然河图”的“阴阳函八卦自然之妙”，阴阳爻象与太极图之间不再有任何必然联系，也不能体现阴阳消长的法则，反映了此图作者逻辑思维的混乱。这表明，《梅花易数》中的“八卦方位之图”是明初以后很久才拼凑而成的。 　　

　　此外，《梅花易数》行文的语气，也很值得怀疑。其卷一所列“观梅占”讲“康节先生偶观梅”，“牡丹占”讲“先生与客往司马公家共观牡丹”，“邻人扣门借物占”讲“先生方拥炉”，“先生令其子占之”等等。这种称邵雍为“先生”为“其”的语气，丝毫没有自己著述的意味。更何况，“康节”乃邵雍死了十年以后（元佑年间）哲宗皇帝为了表彰他的功德而追赐的谥号，岂能自称“康节先生”！“康节先生”是后世学者对邵雍的尊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梅花易数》一书错乱粗俗，不是邵康节先生所作，它只能是明代以后从事占卜的人杂抄前人占术的汇编。 　　

　　《梅花易数》与邵雍易学天壤悬隔 　　

　　《梅花易数》纯系卜问吉凶之书，与《周易》之占天穰悬隔，乃江湖数术之类。邵雍易学视《周易》为穷理尽性之书，借易数推究天地万物之理，探求阴阳终始之变，属于学的范畴。安与听经纬分明，不可相提并论。 　　

　　固然，《四库全书》将邵雍《皇极经世》列入术数类，但这是出于四库馆臣的门户之见。其论邵雍易学云：“邵子数学源出陈抟，于羲文周孔之易理截然异途。故尝以其术授程子，而程子不受，朱子亦称为《易》外别传，非专门研究其说者不能得其端绪。儒者或引其书以解《易》，或引《易》以解其书，适以相淆，不足以相发明也。”（《皇极经世索引提要》）从此段评论看，将其列入术数类是出于以挖几种考虑：其一，邵子之学源于道家。亦即《皇极经世索引提要》所说：“邵子数学本于之才，之才本于穆修，修本于种放，放本陈抟。盖其术本子道家而来。”其二，与羲文周孔之《易》不合。亦即所谓：“《经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会，绷定时节，却就中推吉凶消长，与《易》自杀相干”，“明何塘议其天以日月星辰变为寒暑昼夜，地以水火土石变为风雨雷电，涉于牵强；又议其乾不为天而为日，离不为日而为星，坤反为水，坎反为土，与伏羲之卦象大异。至近时黄宗炎、朱彝尊攻之尤力。”（同上）其三，程朱等道学老师 不予承认。

　　亦即《提要》所说：“（朱子语录）谓康节自是《易》外别传。蔡季通之数学亦传邵氏者也，而其子沈作《洪范皇极内篇》则曰：‘以数为象则畸零而无用，《太玄》是也；以象为数则多耦而难通，《经世》是也。’是朱子师弟于此书亦在或疑之间矣。”（同上）其四，行世之书不尽出于邵雍，此即所谓“据王湜《易学》所言，则此书实不尽出于邵子。流传既久，疑以传疑可矣”（同上）。由此可见，四库馆臣是站在经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立场来确定书目之分类的。邵雍《皇极经世》并不注解《周易》经传文义，而又依阴阳消长之理，以元、会、运、世推算兴亡治乱之迹和天地终始之变，故《四库全书》将其称为“物理之学”，而不称为“经学”，将其列入子部术数类，而不入经部易类。如果我们冲出四库馆臣的藩篱，从易学发展史，尤其是哲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省察，那将是另一番景象。邵雍数学不因袭传统的意见，而从理论上作出了新的阐发，创立了先天易学，与张载的气学派易学和程颐理学派易学成为北宋易学的三大流派。 　　

　　其实,在四库馆臣看来,邵子数学与其它术数相比,也有质的不同。《四库提要》术数类《序》云：“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傅以杂说耳。物生有象，象生有数，乘除推阐，务究造化之源者，是为数学。星土云物，见于经典，流传妖妄，渐失其真，然不可谓古无其说，是为占候。自是以外，末流猥杂，不可殚名，史志总概以五行。今参验古书，旁稽近法，析而别之者三，曰相宅相墓，曰占卜，曰命书相书。并而合之者一，曰阴阳五行。杂技术之有成书者亦别为一类附焉。中惟数学一家为《易》外别传，不切事而犹近理，其余则皆百伪一真，递相shandong ……今古同情，趣避之念一萌，方技者流各乘其隙以中之。故悠谬之谈，弥变弥夥耳。”这是说，数学是“务究造化之源”，即探讨宇宙生成变化的根本原理的，虽“不切事而犹近理”；而占候之术虽亦见于古代经典，但流传过程中“渐失其真”，已成妖妄；其余术家如相宅相墓、命书相书、占卜之类，皆“末流猥杂”“悠谬之谈”。邵雍数学派易学与术士方技者流天壤悬隔，不可同日而语。 　　

　　《四库提要》评论邵子数学“务究造化之源”，确有见地。邵雍易学不仅论数，而且论理，并以理为引导。《观物外篇》说：“天下之数出于理，违乎理则入于术。世人以数而入术，故失于理也。”又说：“物理之学或有不通，不可以强通。强通则有我，有我则失理而入于术矣。”这是说，讲数不可以离开理，如果离开理，则流于术。“术”，指占术一类数术。邵雍是反对数术的。司马光评论说：“尧夫论《易》不践袭前人之说，尧夫深斥术家，盖造于理也。”（张行成《易通变》卷十二引）这些论点表明，其所谓数是同理结合在一起的，称为“理数”，如其所说：“《易》有内象，理数是也。”（同上）“理数”，指事物变化的规律性，如一分为二法，故称其为内。邵雍认为，数的变化有其自身的法则，所以又称为“自然之道”，“自然而然不得更者”。数和理是统一的。程伊川评论说：“邵尧夫数法出于李挺之，至尧夫推理方及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