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大家认识梁启超吗？都知道他的故事吗？梁启超的教育方式是怎样的呢？为什么后人都说奇人梁启超呢？想知道他的更多故事就往下面的文章看吧。大家都学学怎样教育孩子，向梁启超学习学习。

梁启超简介

　　梁启超简介及资料

　　中文名：梁启超

　　外文名:Liang Qichao

　　别名: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

　　国籍:

　　民族:汉族

　　出生地:广东省新会市

　　出生日期:1873年2月23日

　　逝世日期:1929年1月19日

　　职业:zhengzhi 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信仰:新法家、改良主义

　　主要成就:参与“公车上书”宣传变法的主张，为维新变法制造议论 领导北京、上海的强学会，创办《时务报》倡导近代文学***运动理论

　　代表作品:《 近三百年学术史》、《 历史研究法》

　　人物生平

　　早年时期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 祖父梁维清，父亲梁宝瑛，都曾以士绅参预乡政，在当地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梁启超自四岁起居家就读，跟祖父识字。在早年所接受的启蒙教育中，梁启超不仅学到了不少传统的文史知

　　识，而且还听到了许多悲壮激昂的爱国故事。祖父经常给他讲述“亡宋、亡明国难之事”， 朗诵激动人心的诗歌篇章。这种带有爱国情感和思想倾向的课外教育，对梁启超有着重要影响。历代杰出人物忧国忧民的风范、舍生忘死的品格和顽强不屈的精神，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有清一代自乾嘉以降，知识分子的出路越来越狭窄，只有通过科举，由学入仕，才被视为“正途”，而用其他方法取得功名的机会很少。这就迫使许许多多的青年学子不得不以全部精力去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时文，希冀沿着科举的阶梯步步攀登，获取功名利禄。梁启超在少年时代，也是沿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光绪八年（1882年），梁启超年仅10岁，就去广州应童子试，结果不中。两年之后，再到广州应试，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少年登第，这对梁家来说，确实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父亲期望儿子能学优登仕，光宗耀祖，因此对他管教十分严格，而这时候的梁启超也如井底之蛙，“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 整天都在潜心钻研八股文。

　　光绪十一年（1885年），梁启超进广州学海堂读书。学海堂为前两广总督阮元所办，“是省城专治经学之所”。梁启超在这里学习汉学。段玉裁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汉学家注重考据，旁征博引，精研古籍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成果，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相形之下，格式、内容都有严格要求的八股文章，便令人感到缺乏生气和枯燥无味了。在学海堂学习时期，梁启超逐渐萌发了“弃帖括之志”。 

　　励志改良(算命www.bmfsm.com)

　　光绪十五年（1889年），梁启超在广州参加乡试中举，名列第八。 主考官李端棻欣赏其才华，以亲妹相许。这时候，展现在梁启超前面的，是一条“金光大道”，沿此而行，完全可能由学入仕，平步青云。然而，光绪年间， 正遭受着帝国主义的野蛮蹂躏。面对严峻的形势，梁启超逐渐抛弃了昔日的追求，走上一条充满坎坷曲折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光绪十六年（1890年）春，梁启超赴京参加会试，不中。回来路过上海时，看到了上海制造局翻译的一些西书以及介绍世界地理情况的《瀛环志略》。这些书籍，开阔了梁启超的视野，从此他便对西方的zhengzhi 、文化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年秋，梁启超与陈千秋结交，并通过陈千秋认识了康有为。曾以布衣上书、力倡变法的康有为在当时名声很大。梁启超对他的独到见解和大胆举动十分钦佩，以至“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 。与康有为结识，是梁启超一生发展的重要转折，从此以后，他退出学海堂，抛弃旧学，投入康门，并且接受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和变法理论，逐渐走上了改良维新的道路。

　　光绪十七年（1891年），梁启超、陈千秋等人请康有为在广州长兴学里万木草堂讲学。康有为强调“逆乎常纬”，独辟新路。其讲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与传统规矩不同。“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对列强压迫、世界大势、汉唐zhengzhi 、两宋的zhengzhi 都讲。每讲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事例以作比较证明”。学生除听讲外，“主要是靠自己读书，写笔记。当时入草堂，首座部书就是读《公羊传》，同时读一部《春秋繁露》。除读 古书外，还要读很多西洋的书”。此外，学生每人还有一本功课簿，“凡读书有疑问或心得即写在功课簿上，每半个月呈缴一次”，再由康有为一一批答 。这种新颖生动的教学方法和与时代要求、 命运息息相关的教学内容，使习惯于读经诵诗、死记硬背的梁启超感到新奇而兴奋。他勤奋学习，几乎是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了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在此期间，他还协助康有为编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样的重要著作，成为康有为的高足弟子和得力助手。

　　从学海堂到万木草堂，是梁启超由书斋向社会跨出的重要一步。在万木草堂的学习生涯中，梁启超不仅了解了天下大势和民族危难，立志为改良救国、振兴中华而奋斗，而且由于广泛涉猎中西书籍，大大地开拓了知识面，这为他今后在思想议论 界大展身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宣传变法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梁启超和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正值清廷与***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出，群情愤慨。梁启超受康有为之命，“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 四月初八日，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邀集1000余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廷，要求拒和、迁都、实行变法，从而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重要助手，不仅协助组织会议，联络人士，而且还撰文誊录，起草奏书，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六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不久改为《中外纪闻》），梁启超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他“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 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在鼓动议论 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报开两月，议论 渐明”，那些士大夫“初则骇之，继亦渐知新法之益”。 梁启超在办报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显示了才华。他那高度的热情和出众的能力，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梁启超就从一个人微言轻的普通士子，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了。

　　光绪二十二年（

　　1896），黄遵宪、汪康年等人在上海筹办《时务报》，梁启超应邀前往主持笔政。在主编《时务报》时期，他以新颖犀利的议论和通俗流畅的文字，写出了《变法通议》、《论 积弱由于防弊》等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维新变法理论。他指出： 要强盛，必须进行变法，“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梁启超在这些文章中，还大力介绍西学，明确提出要改革 羸弱落后的面貌，就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 的zhengzhi 、经济和文化教育制度。他还根据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学说和议会制度，竭力宣扬民权论，痛驳“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封建说教，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他把历代帝王斥为“民贼”，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 致弱之根源”， 呼吁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并且强调，这是维新变法中最为根本的问题。他满怀信心地说：“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而勃兴。 苟自今日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 

　　梁启超擅长用浅显流畅的文字来阐述重大的时事问题和深刻的道理，文章常带感情，有很强的鼓动性。他对封建** 制度的大胆抨击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力宣扬，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具有很大的感染力。连严复这样著名的学者也评价“任公文笔，原自畅遂。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 由于梁启超的参加，《时务报》的影响迅速扩大，几个月间销量即达一万余份，“为 有报以来所未有”。 梁启超的名声也随之日重。

　　维新时期

　　变法理论的宣传，有力地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开展，但也引起了那些反对维新运动人物的不满和嫉恨。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授意汪康年进行干预，力图控制《时务报》，梁、汪矛盾日益激化。梁启超难与其争，遂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离沪赴湘，就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由办报改而教学，条件和环境都不同了，但梁启超并没有放弃宣传工作。在讲学过程中，他大力阐述康有为的改制理论，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特别是在批答学生札记时，梁启超往往借题发挥，锋芒直指封建** 制度。他甚至大胆宣布，“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至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 这些激昂的言辞，对于那些深受封建思想禁锢的青年学子来说，犹如是出征的战鼓，激励他们投身到改造社会、拯救民族的历史洪流中去。

　　甲午**以后， 面临着非常险恶的局势。清廷的腐败和无能，通过这次**暴露无遗。帝国主义各国趁火打劫，力图扩大自己在华的势力范围。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德国出兵侵占胶州湾，康有为赶到北京，积极组织救亡活动。梁启超由于在湖南受到反维新势力的攻击，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返回上海，随即辞去《时务报》主笔之职，于三月初来到北京，跟随康有为奔走呼号，决心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撰文演说，呼吁要使全国民众“咸知吾国处必亡之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尽其聪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梁启超反复强调，只有如此，才能拯救 和民族的危亡。 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梁启超的作用和名声也越来越大。在“百日维新”期间，有关新政的奏折、章程，不少出自他的手笔。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励”， 赏六品衔，并让梁启超负责banli 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逃出北京，东渡***，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初到***之时，他一度与***派接近，甚至利用康有为去加拿大组织保皇会的机会，与***等***人士往来密切，并试图联合立会，后因康有为得知此事，严厉反对，联合立会才告作罢。但是，梁启超与***派毕竟不是同路人，他继续追随康有为，坚持改良立场。为了控制、利用议论 ，扩大保皇派的影响，梁启超十分重视宣传工作，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1898年12月）在横滨创办《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为改良活动摇旗呐喊。他竭力宣扬“光绪圣德”，说什么“今日议保全 ，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变，为数千年之所未有。皇上之圣，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同胞，获此慈父，今虽幽废、犹幸生存，天之未绝 欤！” 

　　鼓吹立宪

　　光绪二十八年一月（1902年2月），梁启超又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改良主张。与以前不同的是，梁启超迫于形势，已不得不放弃“保皇”口号，而代之以“新民”之说。他指出：“ 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因此，“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 由于康、梁等人顽固坚持改良立场，仇视和dizhi 民主***，并且通过自己所控制的议论 工具，攻击***。以***为首的资产阶级***派对改良派作了坚决的斗争。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后，双方的论战达到了高潮。在这场激烈的论战中，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文章，鼓吹“开明** ”论。仍然强调 国民程度太低，“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因此，“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 ”。他攻击***派要求推翻清朝统治是一种“复仇主义”，污蔑同盟会提出的“平均地权”是为了“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类悉为我用”。 

　　《辛丑条约》签订后， 社会面临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愈趋尖锐。清朝统治阶级为了平息不断高涨的反清浪潮，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博得帝国主义欢心，以达到维持统治的目的，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开始推行清末新政；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又表示要仿行宪政，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zhengzhi 。五大臣回国后，密奏实行立宪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好处，主张先宣布立宪，“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1906年9月），清廷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同时又强调，由于“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所以不能“操切从事”，而要“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 实际上清廷根本没有打算实行立宪，只不过是妄图用“立宪”的招牌继续维持封建** 统治。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康有为宣布将保皇会改组为中华帝国宪政会。九月，梁启超也与蒋智由等人在***东京成立政闻社。他在《政闻社宣言书》中写道：“所谓改造机构 ，所谓反对** ，申言之，则不外求立宪zhengzhi 之成立而已”，表示了拥护清廷“仿行宪政”的立场。梁启超甚至还明确宣称：“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 ，绝无扰紊治安之举”。 

　　民初政星

　　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六日（1911年11月16日），袁世凯组成“责任内阁”，任梁启超为法部次官。对此，梁启超感到十分欣慰。在他看来，自己和袁世凯是当时 zhengzhi 舞台上的两个关键人物，只要能够联合起来，那么社会就会出现转机。所谓“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

　　分途赴功，交相为用”。 梁启超自视甚高，他认为自己若以局外人的身份出现，才便于控制议论 ，影响国民。“若就此虚位，所能补于项城者几何？而鄙人则无复发言之余地矣，此所谓弃长用短也。” 民国元年（1912年）二月清帝退位，三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权力的法码，似乎倒向了袁世凯一边。为了博得袁世凯的信任，梁启超对这位新的当权者大加吹捧。

　　民国元年（1912年）十月，梁启超结束了长达14年的流亡生活，从***回国。由于他声望很高，名声在外，所以回国以后受到许多人的热烈欢迎。他也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做出一番事业来。主张实行议会zhengzhi 的***组建了*** ，以期扩大力量，控制内阁。为了与*** 对抗，梁启超也积极活动合并政党，他先是组建了*** ，民国二年（1913年）五月又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成为民初唯一能与*** 对抗的大党。与此同时，梁启超还办报撰文，鼓吹集权，竭力为维护袁世凯的统治服务。特别是在“二次***”爆发之后，梁启超利用他所控制的议论 工具，肆意诋毁***党人，反对***运动。他在《***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一文中，以先觉者的口吻说道：“***只能产出***，决不能产出改良zhengzhi 。改良zhengzhi ，自有其涂辙，据 正当之机关，以时消息其权限，使自专者无所得逞。” 他把***斗争说成是“暴民zhengzhi ”，攻击***党人是“乱暴派”，声称“暴民zhengzhi 之祸，更甚于洪水猛兽”，并公开表示他要以“乱暴派”“为首座敌，先注全力以与抗”。 梁启超及其领导的进步党，为维护袁世凯的统治摇旗呐喊，因而得到袁世凯的赏识。民国二年（1913年）七月，袁世凯任命进步党的熊希龄为内阁总理，九月内阁组成，号称“首座流人才内阁”，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

　　密谋反袁

　　民国三年（1914年）一月，袁世凯在当上大总统后仅三个月，就下令取消国会。二月，熊希龄内阁倒台。尽管袁世凯改任梁启超为币制局总裁，但这个没有多少实权的职位，实在难以引起梁启超的兴趣。十二月，他辞去币制局总裁之职，携家迁往天津。以后，袁世凯又任命梁启超为zhengzhi 顾问，委派他考察地方司法教育事宜，梁启超都推辞未就。在此期间，梁启超与袁世凯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既不满于袁世凯的** 统治，但又对他寄于希望。对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和企图帝制自为的行径，梁启超是反对的。 

　　由“二十一条”引起的zhengzhi 风潮刚刚开始消歇，袁世凯就加快了恢复帝制的步伐，公开打出了复辟帝制的旗帜。只是到这时候，梁启超才对袁世凯完全失望。面对全国已经蓬勃开展起来的反袁斗争，梁启超恐为“牛后”，终于发出了讨袁檄文。八月二十日，梁启超拒绝袁世凯的重金收买和武力威胁，毅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正告袁世凯之流不要“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 以无穷之戚”。 与此同时，梁启超又与蔡锷密谋，积极策划武力讨袁。十二月二十五日，蔡锷在云南组成讨袁“护** ”，梁启超于民国四年（1915年）底从天津来到上海。他与蔡锷等人函电往来，帮助护** 拟定计划，起草文告；又与广西都督陆荣廷秘密联络，促其自立 。民国五年（1916年）三月，梁启超应陆荣廷的邀请，绕经xianggang 、越南赶到广西，直接参加护**动。五月六日，军务院在广东肇庆成立，梁启超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在职期间，军务院的布告、文电大都由梁启超亲自执笔。

　　护**动以后，梁启超就深深地陷入北洋军阀的内部纷争之中了。民国五年（1916年）六月六日，袁世凯病死。之后，北洋派系的另一个军阀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主持国务地 事务，成为新的实力人物。梁启超很快成为段祺瑞的支持者。他在给南方各都督司令的电文中说：段祺瑞“宅心公正，持躬清直，维持危局，非彼莫属”，否则“大局将不可问”，要他们协力予以援助。 在北京机构 宣布恢复《**** 临时约法》，召集国会复会，并表示要惩办帝制祸首之后，梁启超便活动撤销军务院，以避免与北方对峙而发生冲突。在梁启超的一再催促下，军务院于七月十四日宣告解散，南北“合作”，段祺瑞轻而易举地“统一”了 。

　　晚期生涯

　　民国六年（1917年）三月，段祺瑞、黎元洪在对德宣战问题上发生尖锐冲突，梁启超不顾全国多数人的反对，支持段祺瑞对德宣战。当参战案被国会否决后，梁启超甚至指示研究系议员辞职，以向黎元洪和国会施加压力。在两派互相倾轧的斗争中，段祺瑞及梁启超运用各种手腕，先借助张勋“辫子军”赶走黎元洪，然后又反过来讨伐张勋复辟清室的罪行，最后，段祺瑞又以“再造共和”为资本，重新掌握了北洋机构 的大权。梁启超和研究系

　　，也因拥段有功而成为新内阁的重要成员，梁启超还挂上了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的头衔。这时候的梁启超，可以说是志满意得，雄心勃勃。然而他却再一次错估了局势，委身投靠腐败透顶的北洋军阀，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梁启超在任职期间，极力为段祺瑞扩充军备、巩固统治效劳，并代表北京机构 与***帝国主义签订了两笔以损害民族利益为代价的借款。这些军阀及其同伙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遭到议论 界的严厉谴责。七月，段祺瑞掌握北洋机构 大权。梁启超是宪法研究会的领袖人物，他凭藉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和地位，全力为段祺瑞张目。

　　民国六年（1917年）九月，***发动** **。十一月十五日，段祺瑞机构 被迫辞职，梁启超也递送了辞呈。从此以后，梁启超就结束了他的从政生涯，转而以主要的精力，来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了。民国七年（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民国十六年（1927年）阴历五月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昆明湖，梁启超由天津赶至北京料理丧事。民国十七年（1928年）著《辛稼轩年谱》，未竟。民国十八年（1929年）一月十九日，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终年56岁。 

　　梁启超简介故居

　　性质：1986年6月梁启超故居被列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梁启超故居北沟沿胡同属东城区北新桥地区，在东直门南小街迤西。胡同自北向南沟通大菊胡同和东四十四条，长300多米。明代，称“学房胡同”；清[1]  乾隆时称“官学胡同”，宣统时称“北沟沿”，因胡同临近水沟而得名；1949年称“北沟沿胡同”，“***** ”中一度改称“红都胡同”，后复称“北沟沿胡同”。现胡同西侧与新太仓二巷相通，东侧有两条支巷通往小菊胡同。

　　北沟沿胡同23号，旧时的门牌是北沟沿13号，在胡同南段西侧，占地面积3752平方米，街门朝东。街门是被称作“西洋门”的屋宇式街门，街门内外各有一座““一字影壁”，显示出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虽然从建筑学角度讲，大门外对面的“影壁”，亦称“照壁”，既有遮挡大门对面零乱的墙面檐口的作用，也有作为宅门对景的作用。但是，在胡同的另一侧建影壁，或是依托别人的宅基，或是占用胡同的公共用地，岂能想建就建！所以，现在在北京城里所能见到的门外建有“一字影壁”的宅院，当年或是王府、或是衙署、或是官邸，总而言之，是“官”姓人家，不是平民住宅。汉字是表义的，“框中有人”念“囚”；“吾居行(hang)，道路)中”便是“衙”。既然，门外的影壁是宅门的对景；那么，门前的这段道路自然与宅院产生了领属关系。门外的影壁分明地在警示行人:在此门前不许停留，更不许喧哗。梁启超任过北洋机构 的司法总长和财政总长，其机构 大员的身份与这座宅院的规格是相称的。

　　据1951年房屋调查登记显示:该院主体建筑集中在南半部，是东、西并列的两个三进院落，东部为住宅，西部是花厅；北半部约占整个院落的五分之二，是花园式的后院，院内树木繁盛，有假山，有凉亭；后院开有朝东的穿墙门，是整个院落的后门。该院共有房屋和亭、轩等建筑129间，建筑面积为1535平方米，其中包括带抄手廊的瓦房47间、敞轩3间、游廊21间、地窨子4间、防空洞1个、凉亭1座。该院具体格局是:宅门北侧是一拉溜儿东房，共11间，应是回事房(传达室)、车库和警卫、杂役用房，从南往北的第三间东房的后墙开有临街券门，是“车库门”。

　　该院的具体格局是:进入宅门，迎面是一座“一字影壁”，往北经过坐西朝东的“垂花门”便进入了东院的一进院；一进院有带抄手廊的南房、北房各5间，北房为腰厅，即:中间一间为连接前、后院的通道；东院的二进院均为带抄手廊的瓦房，有正房3间、耳房两间，东、西厢房各3间；东院的三进院只有7间后罩房。与东院并列的西院是休闲区，习惯称为“西花厅”，亦是三进院落；从南往北依次是:由假山叠石与3间敞轩构成的一进院，由3间敞轩和3间正房构成，并有转圈游廊连接的二进院和由两间东、西厢房与平顶外廊构成的三进院。

　　北沟沿胡同23号现在是单位宿舍，当年院内的主要建筑尚存，只是残破不堪而已；由于为解决职工住房而进行的改、扩建工程和住户见缝插针的自建房屋，致使该院已难寻昔日风采。

　　梁启超子女故事

　　家书数百封，给每个孩子特殊关注

　　梁启超一生给子女写了400多封家书，总计百余万字，占他著作总量的十分之一，堪与《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并称三大家教典范。

　　这些家书有的只寥寥十几字，报平安或叙家事，有的则长达几千字，论时事或谈心得。从政局艰难到个人烦忧，从吃了美味到买了好书，无不备述。

　　梁启超在家书中反复提到一点：“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事实也确是如此。梁启超常在信中称呼长女思顺“大宝贝”“宝贝思顺”，即使当时这位长女已经三十几岁，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最小的梁思礼小名老Baby，梁启超常在信中叫他“老白鼻”，还给三女思懿起外号“司马懿”。

　　在给次女思庄的信中，梁启超这样写道：“小宝贝庄庄：我想你得狠，所以我把这得意之作裱成这玲珑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给你。你姐姐（长女思顺）呢，她老成了不会抢你的，你却要提防你那两位淘气的哥哥，他们会气不忿呢，万一用起杜工部那‘剪取吴淞半江水’的手段来却糟了，小乖乖，你赶紧收好吧。”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父爱。

　　要知道，思庄排行第五，按理说，夹在中间的孩子最不受宠，但梁启超非但没有忽略她，反而让思庄感觉自己在父亲心中极为特殊。 事实上，梁启超对所有子女都关注、欣赏，让他们感觉自己特殊。他曾给当时身在国外将要结婚的长子梁思成写信说：“你们若在教堂行礼，思成的名字便用我的全名，用外国习惯叫作“思成·梁启超”，表示你以长子资格继承我全部的人格和名誉。”

　　这样的父爱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注入孩子的生命，必然滋养出自信的花朵。而自信，正是一切成就和幸福的基础。

　　梁启超生前，成家的仅长女长子，他充沛的父爱也无私地惠及了女婿、儿媳。他赞女婿周希哲“是天地间堂堂的一个人”，写信给梁思成、林徽因，表达对他们婚姻的喜悦：“我以素来偏爱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儿，其可爱与我原有的女儿们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极愉快的一件事。”

　　二

　　为子女成才倾尽所有，金钱、时间、精力，均不计成本

　　梁启超宁肯别的地方节省，也绝不让孩子在教育上有所亏欠。为子女成材，可谓用心良苦。思顺作为长女，曾随父母在***生活，当时神户没有适合华侨子弟的学校，于是，梁启超就亲自在家教女读书，并专门请了家教教“数理化”，还在家里建了一座实验室。

　　1912年，他一回北京，就为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思顺买《东坡集》《韩柳合集》等。为使二儿子思永在考古学上有所进益，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自费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考古发掘，还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联系，让梁思永自费参加他的考古活动。

　　为了帮助梁思成了解西洋美术及建筑，梁启超专门筹集了五千美金，让毕业新婚的梁思成、林徽因取道欧洲回国，兼度蜜月和考察，并写信说：“我替你们打算，到英国后折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欧极有特色，市政亦极严整有新意，必须一往。由是入德国，除几个古都市外，莱茵河畔著名堡垒最好能观一二，回头折入瑞士看些天然之美，再入意大利，多耽搁些日子，把文艺复兴时代的美，彻底研究了解。最后便回到法国，在马赛上船，（到西班牙也好，刘子楷在那里当公使，招待极方便，中世及近世初期的欧洲文化以西班牙为中心。）中间最好能腾出点时间和金钱到土耳其一行，看看回教的建筑和美术，附带着看看土耳其***后的zhengzhi 情况。”

　　要知道，这番张罗是在梁启超去世前仅一年，当时他身患肾病，时常便血，极为痛苦，且家境已不富裕，长女思顺甚至写信来说要负担他全部生活费用。

　　1924年以后，几个大孩子出国留学，梁启超忙于政事，自觉对身边几个年纪小的孩子教诲不多。于是决定让思达、思懿、思宁休学一年，专门聘请了谢国桢做家教，给他们补习国学、史学。

　　三

　　自求真理，尊重子女，不在孩子身上寄托梦想

　　梁启超正是那种最可敬、最可爱的爸爸，他自己从支持维新到赞成***，从积极从政到潜心治学，一生求索真理，不停改弦更张。

　　在zhengzhi 上，梁启超或许确实不算成功，但他的谦逊、敏锐、自省、坦诚，却让他成了一位与时俱进、勇于认错，既不假道学，也不老顽固的“无代沟”好爸爸。对子女的个性选择和发展意愿，梁启超一直基于平等、尊重的立场，谆谆劝诱，从不让子女以自己的理念判断为圭臬。

　　对每个孩子的特点梁启超都会用心揣摩、体察，因材施教，对他们的前途做出周到的考虑和安排，然后，还会反复征求孩子的意见，直到他们满意为止。

　　次女思庄留学加拿大著名的麦基尔大学，1927年8月，思庄读大学已一年，该选具体专业了。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当时的 还是空白，希望她学这门专业。思庄遵从了父亲的意愿，但麦基尔大学的生物学教授课讲得不好，无法引起思庄的兴趣，她十分苦恼，向大哥思成叙说。梁启超知道后，心中大悔，深为自己的引导不安，赶紧写信给思庄。思庄遂改学图书馆学，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同年，在美学习军事的思忠急欲回国，参与***，一向热心国事的梁启超却不同意，他认可儿子“改造环境，吃苦冒险”的精神，却又耐心述说国内令人失望的复杂政局，希望儿子不要误会老父苦心，继续深造。

　　长女思顺和长子思成的婚事都是梁启超“包办”的，对此他颇为自得。所谓“包办”，即是由梁启超牵线搭桥，再由儿女们自行决定。

　　以梁思成的婚事为例，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是梁启超的挚友，梁启超和林长民想做儿女亲家，更加亲密。但梁启超在介绍梁思成和林徽因认识的同时，明确告诉当时才18岁的梁思成和15岁的徽因：尽管两位父亲都赞成这门亲事，但最后还得由他们自己做决定。事实上，这个决定又过了4年才最终做出。

　　四

　　以同理心推己及子，关注孩子的心性、志趣、健康、幸福

　　梁启超教育子女褒多于贬，以鼓励为主，尤其强调生活的趣味。在《学问之趣味》一文中，梁启超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

　　他写信告诫在美国留学的梁思成：“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

　　在指点孩子如何做学问上，梁启超反复强调学习要“求理解”，不要“强记”，且要劳逸结合，“多游戏运动”，尤其注重心性的养成，“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事实上，相对学业，梁启超更关心孩子们的身体。

　　次女思庄初到加拿大留学时，英文有些困难，一次考试在班上得了第十六名，为此极不痛快。梁启超得知后写信鼓励她说：“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因为你原是提高一年，和那按级递升的洋孩子们竞争，能在三十七人中考到第十六，真亏你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用相当努力便好了。”

　　后来，思庄经过努力成绩一跃成为班上前几名，升入大学，梁启超高兴之余，特意写信嘱咐：“庄庄今年考试，纵使不及格，也不要紧，千万别着急。因为她本勉强进大学，实际上是提高了一年，功课赶不上，也是应该的。你们弟兄姐妹个个都能勤学向上，我对于你们功课不责备，却是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倒令我不放心了。”

　　长子梁思成好学不倦，梁启超尤其担心他的身体，每次写信都要询问。还对思成说：“你生来体气不如弟妹们强壮，自己便当格外撙节补救，若用力过猛，把将来一身健康的幸福削减去，这是何等不上算的事呀。”

　　导都是以对方的终身幸福为考虑的，正因如此，在他看来，学业成就，远不如心性、志趣、健康、幸福重要。

　　梁启超的儿子妻子后代

　　梁启超的９个子女皆才俊

　　梁启超的９个子女依次为：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

　　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蕙仙（１８６８年－１９２３年）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梁启超的第二个夫人王桂荃（１８８５年－１９２４年）所生。 　　一、长女梁思顺（１８９３年１９６６年）：诗词研究专家 　　梁思顺出生于广东新会，毕业于***女子师范学校。她自幼受到父亲的熏陶和教育，爱好诗词和音乐。梁启超在世的时候，思顺长期担任父亲的助手，并尽心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深受梁启超的喜爱。在梁启超流亡***期间，她曾担任梁启超的日语翻译。梁启超逝世后，她精心保存了父亲的许多信件，后来成为《梁启超年谱长编》的重要素材。她还编有《艺蘅馆词选》，此书１９０８年初版，后多次再版，是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她操守高洁，在１９３８年丈夫周希哲去世后，她独自抚养４个孩子，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她却坚决不肯为***人做事；抗战胜利以后，她又拒当国大代表，并向解放区捐赠衣物。她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参加北京女青年防痨协会。新 成立后，已过花甲之年的她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曾任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和 文史馆馆长。二、长子梁思成（１９０１年１９７２年）：建筑学家、 科学院院士 　　梁思成１９１５年进入清华学堂学习，１９２３年和林徽因一同赴美留学，后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１９２８年回国后，他去了条件十分艰苦的东北大学，并在那里创办了我国北方的首座个建筑系。九一八事变前夕，他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平，加入了 营造学社，从事 古建筑的研究。他率先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我国的建筑进行了分析研究，为 的建筑史研究开拓了道路。抗日**爆发后，他编撰了我国首座部《 建筑史》，并用英文为外国读者写了一本通俗易懂的《 建筑史图录》，让 建筑在国际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他深感 建筑人才的缺乏，因而着手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 ，他立即投身到新 的建设中，领导并参加了国徽图案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指导整修了怀仁堂。 　　梁思成长期从事古建筑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建筑理论、建筑教育思想、城市规划理论方面都提出了不少超前的新观点，是我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也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１９４７年，他被推荐为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 代表。同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因他在 建筑学术上的重要贡献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他当选为首座届 科学院院士、技术科学部委员。他是首座、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１９７２年，在** 中受尽屈辱和折磨的梁思成含冤去世。 　　三、次子梁思永（１９０４年１９５４年）：考古学家、 科学院院士 　　梁思永出生于***，但其童年也是在***度过的。１９２３年，梁思永自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东亚考古，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期间，梁思永曾一度回国到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担任助教。１９３０年夏天，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前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同年秋季，他到黑龙江参加了昂昂溪遗址的发掘。１９３１年春，他参加了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发掘。同年秋季，他又参加了山东历城（今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他的工作提高了 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使之纳入近daikao 古学的范畴。他还首座次从地层学证据上明确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先后顺序及它们与商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 近daikao 古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重大发现。１９３４年，他主笔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出版，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大型***考古报告集。抗日**爆发后，梁思永跟随史语所撤退到长沙，后经桂林入昆明，最后到达四川李庄。１９３９年，他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中，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该成果一直影响到目前对龙山文化类型的进一步划分。 　　梁思永一生致力于考古事业，是 近daikao 古学和近daikao 古教育开拓者之一，是我国首座个受过西洋的近daikao 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传世。他当选为首座届 科学院院士，１９５０年８月被任命为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１９５４年４月２日，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的他心脏病发作在北京逝世，终年５０岁。 　　四、三子梁思忠（１９０７年１９３２年）：英年早逝的炮兵上校 　　梁思忠从***回国后不久又到了美国，先后在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毕业回国，加入了国民***军。入伍后，由于留学资历和杰出才干，他很快升任国民***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在１９３２年的淞沪抗战中，梁思忠表现相当出色。可惜此后不久，年仅２５岁的他却因患腹膜炎服错了药、贻误了治疗时机而去世。 　　五、次女梁思庄（１９０８年１９８６年）：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１９２５年，遵照父亲梁启超的嘱咐，梁思庄被大姐梁思顺带到加拿大读书，先是在渥太华中学学习，中学毕业后考入麦基尔大学攻读文学。１９３０年，她获得了麦基尔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次年，她又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学习，并获得图书馆学士学位。１９３１年学成归国后，她立即投身于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先后在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广州中山图书馆从事西文编目工作。１９３６年，梁思庄重返燕京大学，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任西文编目组长、主任。１９４３年１９４６年，她在因**而南迁的成都燕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１９４６年，燕京大学迁回北京后，她继续担任图书馆西文编目组组长，后任图书馆副主任。１９５２年，原燕京大学院系调整后，梁思庄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她精通英、法、德、俄等语言，对各种西文工具书和书刊资料十分熟悉；她擅长西文图书的分类编目，被公认为我国图书馆西文编目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她奠定了燕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西文图书编目的基础，并且在目录学领域有独创；她一生致力于图书馆西文编目、参考咨询和教学工作，为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呕心沥血、默默无闻地工作了整整５０年。１９８０年，已届古稀之年的梁思庄当选为 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并代表 图书馆学会赴菲律宾参加了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１９８１年４月，积劳成疾的梁思庄患上了脑栓塞。此后，她因病卧床５载，于１９８６年５月２０日去世。六、四子梁思达（１９１２年）：著名的经济学家 　　１９３５年，梁思达从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随即考上该校的硕士研究生，并于１９３７年取得硕士学位。他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抗战期间曾在重庆 银行总管理处和 银行长沙支行任职，１９４９年调北京国务地 外资企业局（后改为 工商行政管理局）秘书处，后在调研处任统计科科长，兼做内部资料的编辑工作。他曾经参加 科学院经济所《 近代经济史》的编写工作，并于１９６５年主编了《旧 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一书。他１９７２年退休，退休后一直住在北京。 　　七、三女梁思懿（１９１４年１９８８年）：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梁思懿于１９３３年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备班，准备三年后进入协和医学院学医。后来，为了参加***，她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并自１９３５年下半年开始投身于学生运动。她思想活跃，积极进步，曾任 *** 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大队长，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骨干，是燕大学生领袖，为燕京三杰之一。她１９３６年加入 *** ，１９３７年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集训班，南下进行抗日请愿，后来被派往上海，在jīdū 教女青年会劳工部从事女工工作。１９４１年，她同丈夫一起到了美国，在美国学习美国历史。１９４９年，在得知新 即将诞生的消息后，她立即离美回国，先后任齐鲁大学女部主任、山东省妇女联合会主席，后调至北京任 红十字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顾问，长期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工作，多次代表 参加国际红十字会议。她还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１９８８年病逝于北京。 　　八、四女梁思宁（１９１６年）：光荣的***军人 　　梁思宁生于上海，早年曾就读于南开大学。１９３７年日军轰炸南开，她被迫失学。１９４０年，在三姐梁思懿的影响下，梁思宁投奔了新四军，在新四军１２３支队司令部工作，次年加入 *** 。建国初期，***元帅曾对建筑学家梁思成说：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元帅所说的梁启超的女儿即梁思宁。１９４８年，由于左的思潮影响，梁思宁被开除党籍，自此蒙冤３５载，一直到１９８３年才恢复党籍。离休后，梁思宁一直住在济南某部队干休所内。 　　九、五子梁思礼（１９２４年）：火箭系统控制专家、 科学院院士 　　梁思礼出生于北京，１９４１年随三姐思懿赴美留学，在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主修无线电，后又学了自动控制。在普渡大学期间，他仅用两年的时间就修完３年的课程，并于１９４５年取得了该校的学士学位。随后，他又获得了辛辛那提大学（Ｃｉｎｃｉｎｎａｔｉ）硕士（１９４７年）和博士学位（１９４９年）。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回国后，他被安排在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和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并参加了国务地 组织的１２年科学远景规划起草工作，负责起草我**载火箭研制的长远规则。１９５６年，他调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系统研究室主任。此后，他先后领导和参加了多种导弹和运载火箭的控制系统研制试验。他是我国自行设计并于１９６４年实验成功的首座枚地地导弹的控制系统负责人之一，并在以后改进的型号中领导研制出具有 特色的全惯性制导系统；他参加了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７日在我国领土上进行的震惊世界的导弹核武器试验；他还是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的远程液体火箭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控制系统研制工作的负责人；在他的主持下，我国首次把集成电路用于弹上计算机，并首次以此进行全弹自动化测试；他还参加了１９８０年向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的飞行试验。 　　梁思礼１９８５年获 科技进步特等奖，１９８７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１９９３年当选为 科学院院士和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１９９４年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１９９６年１０月获何梁何利奖，１９９７年９月荣获 老教授科教兴国贡献奖。此外，他还曾获何梁何利基金奖，担任过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等职。